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正是中国农民“牺牲”,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
但是,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于农业生产亦是如此。在国家财政支农力度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农业自身的积累就显得尤为重要。剪刀差过大,把农业部门创造的价值转移过多,农产品价格很低,使商品农产品销售收入扣除成本后获利微乎其微,甚至赔本,农业就丧失了自我积累能力。
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对农业的生产资料投入能力和热情随之降低。而且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差。因此,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资本从农业部门大量流出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带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随着农业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必然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长期停滞,剩余产品率趋于下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农业发展缓慢、国家通过农业部门提供更多积累的希望落空。
长期的剪刀差政策也对工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轻纺工业大多以农产品为原料。长期以来,由于农产品价格过低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造成轻工业原材料国内供应短缺,只好依赖大量进口,花掉巨额外汇。另外,重工业产品的市场大部分在农村。剪刀差过大,农业自我积累能力差,农民对农用工业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旺,从而极大地限制重工业产品的市场扩大。
李默涵否定了张嘉璈的建议,他说道:“其实,财政厅并不怎么缺钱,而且还可以说是很有钱。但是我担心的是一下子投入过多的资金进入市场,会引起通货膨胀。”
张嘉璈想了想,说道:“那么只有发行公债了。通货膨胀是物价上涨和货币流通量过多,而发行国家债券有利于回收市场过多的货币,减少货币流通,减少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
张嘉璈继续说道:“我是宝山人,江浙一带的地主士绅因为缺乏工业和适合投资的项目,地主和士绅们赚到钱后往往先选择购置田产,要不然就干脆把银子堆在地窖里发霉,我在江苏时就见过很多家资数百万却舍不得拿出来投资的地主和士绅。造成这种情况一来是因为这十几年来国家动荡,他们都留着钱防身,二来国内缺乏投资项目,尤其是旱涝保收的地主们根本不愿意投入有风险的工商行业。三来各国在华滥发货币,尤其是日本,通过正金银行发行了数千万日元在我国流通,通过货币回笼金银以赚取巨额差价。”
张嘉璈的建议是以山东的工矿企业和计划中的铁路股份作抵押向国内募集公债,用5分的高年息加速回笼这些死钱,预计仅此一项就能回笼大约5000万左右。此外再发行国家公债,公开向市场出售。
张嘉璈的话一出口,一旁的宋汉章和王姜就摇头,王姜“年息五分这个利息太高了,目前各国对华贷款的年息才7分左右,如果公债超过一亿,每年光支付利息就要五百万。”
宋汉章则说道:“这么做的风险太高了,一旦时局继续不稳,或者未来经济增速低于支付利息的速度,那么国家财政将背负上巨大无比地负担,极有可能导致财政破产引发剧烈的金融动荡,最终导致整个货币体系的崩溃。”
平行世界里曰本能从战前负债17亿曰元一举逆转还成为资本输出国,就因为一战中大发军火财,加上其趁英法收缩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盘剥中国,将原材料源源不断转售欧洲赚取差价。连当时的北洋政府在战争期间都创造了经济年增长13的奇迹。李默涵自问,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呢?
不过,其实并不缺钱的李默涵最后还是决定,发行五千万公债。另外,由财政拨款五千万,一共一亿华商币投入山东的经济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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