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大后方的,来的是大戏剧家欧阳予倩。
梁漱溟被后世尊为“最后一位儒家”,此时他还不到50岁。这个人不光是大学者,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抗战前曾经在山东教书育人、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现在是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见刘一民英气勃勃中不失赤子淳朴,梁漱溟就说:“刘司令员。抗战前我曾在邹平创办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想从乡村建设入手,以教育手段来改造社会,收效甚微。这些天,我在这一带的乡村考察,发现八路军办了许多识字班、扫盲班、干部训练班、妇女培训班、医护培训班等。还有什么汽车修理班、摩托车修理班。刘司令员,我想当面向你请教,你是怎么想到以教育手段开启民智的呢?”
刘一民回答说:“梁先生,你在山东搞的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成效甚微,应该说成效还是很明显的。我们一部分干部战士当年就是受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走进学校的。不过,你的乡村建设运动存在着明显不足,那就是覆盖范围小,性质上呢,也只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尝试。试想,依靠韩复渠的政府来支持你进行乡村建设运动,会能有多大的成效呢?你问我怎么想到以教育手段开启民智,这道理大家都知道啊,不识字就如同瞎子、聋子,中国要想真正站立起来,首先就得解决文盲问题。实际上,这些各种识字班、扫盲班只是初级的扫盲教育措施。真正能让文盲的民族、国家接访、富强起来,将来还是要靠完善的教育体系,在全国普及小学、中学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让我们的劳动者都成为有文化、有修养、有劳动技能的人。”
梁漱溟的眼睛一下子就变得明亮起来,说话的语气无比热切:“刘司令员,你说将来要在全国普及小学、中学教育?那岂不是全国没有文盲了?”
刘一民肯定地点点头,补充到:“一个合理存在的政府,必须是维护国民权益的政府。受教育权是国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凡是搞愚民政策的政府,都是反动政府,应该被推翻的政府。”
梁漱溟是个性格倔犟、很有骨气的人物,历史上与主席交往很深,后来在建国后参加一次政协会议的时候,发言中提出搞发展计划要照顾农民利益问题,还举了个例子,说是近几年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引起了主席的的反感,不点名的予以批判。结果,梁漱溟认为自己没有反对总路线的意思,要求发言解释,和主席当面顶撞。以后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据说,文革中梁漱溟写了首打油诗,说是“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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