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繁且民风淳朴的地区，于乡一级的巡检司增设职官，通过每个职官直管五百户来实现。

　　不过当掌管户部的董诰给在场众人简单的算了个账后，嘉庆犹如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偃旗息鼓。

　　根据乾隆五十五年户部的人口统计，陕西共有人丁8737887人，甘肃共有人丁17136882人，合计是25874769人。考虑到近年来的人口增长，实际数字只多不少。

　　那么好，姑且以人户比1∶5算，两千多万人就是5174954户。假若每五百户设一巡检，那么就需要增设一万多名职官。一个职官岁俸十二两，养廉银五十两，那么一年朝廷的开支就要增加64万余两。如果再加上佐杂衙署、攒典、枪兵等项，恐怕不下百万之巨。

　　即便只覆盖陕甘一半的人口，其财政开支也不是朝廷可以承受的。而且仅仅是陕甘就要花这么多钱，再算上其他省份那就是个天文数字。

　　到了这时，嘉庆觉得自己终于看明白北海镇这些年一系列的“骚操作”了，由此也发出了长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赵逆算是把这九个字琢磨透了！”

　　从狭义上来说，中国历代王朝都秉持着“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模式，这倒不是说皇权不想下县，而是在传统小农社会形态下，下县的治理成本太高，根本不是朝廷的财政收入能承受的。于是便形成了县以上的“中央集权”和县以下的“自治体制”并行的双轨制，负责沟通两者之间的关键阶层就是士绅。

　　作为封建专制集权空前强化的满清，虽然有着七千多万两白银的岁入，照样玩不起，只能通过带有职役性质的基层组织进行间接统治。比如巡检司、乡学、河泊所、税课司大使、闸官、驿丞等。

　　传统农耕社会的国家政权要想扩大财源，其办法无外乎就是拥有更多的耕地，繁荣市面交易，增加税收。一旦疆域内的耕地被开发到极致，那么朝廷的岁入也就基本到了顶峰。

　　作为从小接受皇家教育，且当了二十多年储君的嘉庆深知这个道理，于是他就以为自己看清了赵新这些年的各种做法。

　　“怪不得他要跟朝廷抢夺关外的土地，要跟罗刹开战，将极北之地的大片疆域纳入囊中！怪不得他要在南海跟荷兰人开战！怪不得他要在安平港搞出那么大动静，有银子不用非要搞出个北海元！”

　　在他看来，赵新是要构筑一个疆域空前广大、治理体系严密、政权渗透乡村、拥有超强战争动员力的庞大王朝。

　　问题是看的越清楚，嘉庆就越是心急如焚。所谓“称孤道寡没朋友”，坐上皇帝宝座，好多事他自己心里清楚，却无法对外人言。

　　其实令他焦虑的还不止这些，要知道乾隆的梓宫可还在景山观德殿里放着呢！遵化的陵寝尚未完工，上千名杠夫也才刚开始操练，就算放弃北京城“西狩”，怎么也得先把先皇下葬吧。否则他还有何面目面对列祖列宗？！

　　就在两个月前，清廷收到了尚虞备用处密探从关外传回的一封密报，上面详细讲述了北海军攻打盛京城期间的见闻经过。

　　在阅读这份密报时，嘉庆注意到北海军在攻打盛京外围的过程中，并没有破坏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甚至在战后还派兵看守，这让他长出一口气的同时，也颇感意外。

　　作为心腹的军机大臣董诰也看了密报，他在思考了两天后，向嘉庆建议，不如以此为突破口，和北海镇展开私下谈判，以盛京皇陵和高宗纯皇帝的奉安大典为由，多争取一些时间。

　　嘉庆经过反复思量，无奈的同意了。毕竟能多拖延一些时间，就能从各地征收到更多的税款。他和乾隆这几年已经通过内务府向西安转移了白银一千五百万两，粮米四百万石。听起来好像很多，可朝廷一旦迁到西安，视若生命线的漕粮就再别想了，直属内务府的大笔税款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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